“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的上空游蕩。”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問世，馬克思主義橫空出世，迅即照耀歐洲，震撼世界。馬克思、恩格斯以天才般的預見和極具才情的語言描述著這一“幽靈”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前程和命運。

　　傳教士首次帶來“馬克思”

　　119年前，馬克思的英名由西方傳教士引入上海，直接傳入中國。

　　馬克思的英名及其學說究竟何時傳入中國？這在國內學界曾引發熱烈討論，出現過1898、1899和1902年三種觀點。

　　1985年，廣西民族學院林琳指出：“公元1899年2月(清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第121期發表的《大同學》第一章中有一段話首次提到馬克思的名字”。他引述《大同學》中一段原文：“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實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帛，必將盡入其手。’”他據此認定：馬克思的最早中譯名就是馬克思，他的名字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來是1899年2月。“這是毋庸置疑的史實。”

　　1899年2月上海廣學會的《萬國公報》

　　但是，寧波大學陳銓亞1987年9月10日發表《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提出“1898年說”。其依據是：中國最早提到馬克思及其學說的中文著作是“英人克卡撲(Kirkup)所著的《社會主義史》。此書因廣學會的著名人士李提摩太委托，由胡貽谷翻譯，于1898年夏天在上海以《泰西民法志》之名交付廣學會出版”。此說后來被華東師范大學周子東等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傳播》(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一書吸收，也被其他一些學者引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唐寶林1998年4月3日發表《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對馬克思學說1898年傳入中國說提出質疑，“經筆者考證，此說可能有誤”。該院王也揚2000年3月發表《關于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的一個說法之誤》，通過頗有說服力的史料，明確支持唐寶林的說法。他說：“現藏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圖書館的廣學會 1912年度工作報告(英文)中有當年該會新版(New)和再版(Reprints)書籍的完整目錄，《泰西民法志》(History of Socialism(Kirkup)by I.K.Hu)清楚地列于1912年新版書之中，并記有印數1000冊。而1898年度的廣學會工作報告并無出版此書的記錄。另外，筆者還見到《泰西民法志》的譯者胡貽谷1917年為其老師謝洪賚(又名廬隱)撰寫的《謝廬隱先生傳》(現藏上海圖書館)，書中寫道，‘著者獲遇先生，在一八九八年之初，蓋為余初入中西肄業之年也，時年僅十四。’顯然，一個初入中西書院學習的14歲少年是不可能翻譯《泰西民法志》這樣的著作的。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書前有譯者胡貽谷寫于宣統庚戌(1910年)的序，版權頁上印有‘上海廣學會藏版，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的字樣。”

　　此說一出，討論停止。

　　一場爭論終于回到原點：最早準確翻譯馬克思名字并介紹其部分學說的，正是1899年2月至5月《萬國公報》第121冊至124冊連載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根據英國社會學家本杰明·頡德(Benjamin Kidd)的《社會進化》(Social Revolution)一書翻譯、上海人蔡爾康筆述、后于1899年5月成書出版的漢譯書籍《大同學》。

　　李提摩太（1845-1919）

　　然而，中國最早一批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書籍，畢竟處于馬克思學說引入中國的初始階段，不僅限于片言只語，且其文字甚至內容也不乏誤譯之處。所以，國人真正知道并關注者寥寥無幾，因而并未產生什么社會影響。

　　先到日本，再到中國

　　20世紀初，馬克思學說由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日本影響留學生，間接傳入中國。

　　日本是近代中國先進青年最早關注的國家，也是他們出國留學的首選之地。20世紀初，社會主義思潮在日本影響日益擴大，日本輿論界驚呼“差不多可以說是馬克思的時代”。村井知至的《社會主義》、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西川光次郎的《社會黨》等著作均廣為傳播，名噪一時；界利彥等創辦《新社會》雜志，刊登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神髓》，1903年在上海被譯成中文，成為第一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譯著。

　　最初主動譯介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國人，是一批資產階級維新志士。梁啟超被譽為最早在中國以文字介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人。戊戌政變后，梁啟超流亡日本，1902年10月16日在《新民叢報》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說:“麥喀士(馬克思)，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在《中國之社會主義》中說：“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心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據此，他給社會主義的定義是：“社會主義，是要將現在經濟組織不公平之點，根本改造”。

　　梁啟超（1873-1929）

　　這由中國人在自己創辦的刊物上最早向讀者介紹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文字，因為在日本創辦，讀者對象多為留日學生，只有通過他們才能對國內發生影響。而且他們只是選擇性地介紹馬克思主義，既不夠全面，更未談及如何運用它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所以，20世紀初資產階級維新派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沒有在國內產生直接影響。

　　“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

　　辛亥革命前后，馬克思學說由資產階級革命派從日本間接傳入中國。

　　20世紀初的留日學生成分復雜，但主體部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尤以革命派最多，代表人物是孫中山、朱執信、胡漢民、宋教仁、廖仲愷、戴季陶、馬君武等。他們留日之際，正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期，他們在日本從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同時，也曾研究和傳播馬克思學說，并運用于解釋中國社會問題。

　　時人景梅九回憶，在日本他們發現“各種社會學說，里頭最有研究價值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從而“心折剩余價值說”。正是通過日本的中介作用，中國民眾“知道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也正是他們救亡圖存的愛國愿望、完全相同的留日經歷、革命排滿的政治主張，成為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動力。

　　馬君武是最早宣傳馬克思學說的資產階級革命派。1903年他在《譯書匯編》上發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說“馬克思者，以唯物論解歷史學之人也”。文后附有馬克思所著書“目錄”。但這僅僅是提到馬克思，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沒有對其本人及學說進行深入研究，因而注意的人并不多，也沒有對國內產生什么明顯的影響。此外，具有較大影響的留日學生刊物《浙江潮》月刊也在1903年第8期上刊載文章，零星地、碎片式地介紹了馬克思學說中的一些觀點和主張。

　　朱執信是傳播馬克思學說文章最多、內容最全、影響最大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毛澤東稱贊朱執信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的拓荒者”，并說“朱執信是國民黨員，這樣看來，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1906年朱執信在《民報》撰寫《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詳細介紹了馬克思生平和《共產黨宣言》等主要內容，他被公認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真正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甚至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1921年，在朱執信遇難一周年紀念會上，身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人的陳獨秀送上挽聯：“失一執信，得一廣東，得不償失；生為人敬，死為人思，死猶如生。”以示崇敬之情。

　　朱執信（1885-1920）

　　胡漢民側重選擇和傳播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僅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創立和發展過程以及唯物史觀的內涵，指出“唯物史觀實是貧民哲學、勞動階級的哲學”，并高度評價了唯物史觀，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產生使“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主義同時有絕大的改革，差不多劃一個新紀元”，而且介紹了唯物史觀的主要內容，“就是以經濟為中心的歷史觀”，其基本內容“包含社會組織進化論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質的說明兩大部分。而階級斗爭說又是當中的一個重要關鍵”。還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解讀歷史和觀察現實問題。所以，胡漢民被認為是“代表了五四時期中國人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水平”。

　　資產階級革命派傳播馬克思學說，在內容的系統性上遠遠超出資產階級維新派，而在傳播的時間上則明顯早于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對馬克思學說進行的是選擇性傳播，他們都沒有全面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更沒有把握馬克思學說的實質和精髓，因而最終成不了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以及對馬克思學說所做的中國式的解讀，不是為了運用，而是批判甚至否定，從而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

　　無政府主義“其凋也速”

　　20世紀初，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以劉師培、劉師復等為代表的中國留日學生，二是以李石曾、吳稚暉等為代表的在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三是國內以江亢虎等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其中，以劉師培、劉師復等為代表的中國留日學生，不僅是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向國內傳播無政府主義。從1910年左右起，以“二劉”為主要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一道，構成中國現代意識形態的主旋律。

　　至五四運動前后，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思想界達到最繁盛的階段。蔡和森說：“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東及各地都有組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并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以至于“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等地均有無政府主義者合作。”可見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之大。

　　劉師培（1884－1919年），江蘇儀征人。1906年春曾至蕪湖與陳獨秀在安徽公學組織岳王會，宣傳革命。1907年春赴日留學，受日本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6月即發起成立“社會主義講習會”，提倡廢除等級制度，實行無政府主義，鼓吹共產主義，組織翻譯《共產黨宣言》和克魯泡特金的《總同盟罷工》等，是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濫觴。1908年回國。辛亥革命后輾轉來京，曾參與籌安會，失敗后應蔡元培之邀進入北京大學任教，成國粹派代表。1919年11月逝世。相關代表作有《<共產黨宣言>序》等。

　　劉師復（1884－1915年），廣東香山人。1904年赴日本留學，1911在廣州創建“晦鳴學社”，宣傳無政府主義和世界語。1912年5月，他在廣州組織了“晦鳴學舍”，發刊《晦鳴錄》，繼續宣傳無政府主義。同年7月，又與黃凌霜、區聲白等組織外圍組織“心社”，在上海、南京、廣州等地建立組織并擴散到手工業工人中，如廣州的“理發工會”和“茶居工會”等。他是無政府主義思潮第二階段的代表，直至1915年3月病逝于上海。相關代表作有《無政府共產主義釋名》和《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和手段》等。此外，1918年，劉師復所組無政府主義團體的成員梁冰弦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勞工雜志《勞動》，這份雜志首先在中國介紹和贊美了俄國的“十月革命”。

　　無政府主義的本質是空想社會主義。他們介紹馬克思學說，用意在于證明他們的主張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只是“半面的社會主義”。意在說明無政府主義比馬克思主義優越，進而說服國人以無政府主義為信仰。所以，他們一面介紹《共產黨宣言》，贊揚馬克思“對于史學發明之功甚巨”，一面又大談所謂“馬氏學說之弊”。因其一直是選擇性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一鱗半爪，而不能把握真諦，更不能付諸實踐，所以，“其興也忽，其凋也速”。理論上，無政府主義者在1920年代初的論戰中完敗于陳獨秀、李達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實踐中，江亢虎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被“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的張太雷、俞秀松等組成的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戳穿了本質，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面前敗下陣來，從而在理論上破產、實踐中衰落。

　　“三李帶回馬克思”

　　雖然五四以前多種政治力量曾對馬克思學說進行了一定的介紹，讓國人不僅知曉了馬克思、恩格斯，也略知其階級斗爭、剩余價值、唯物史觀等主要理論，但他們只是選擇性地宣傳了馬克思學說，而并非真誠地信仰馬克思主義，更非運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實際，所以，這些介紹是被動、零星的，呈現的文本是分散、零亂的，甚至有不少錯誤和曲解。但他們的努力并未白費，而是助推了五四前后“三李帶回馬克思”的壯美景象。

　　受十月革命影響，大批愛國知識青年熱情高漲，紛紛奔赴國外尤其是日本追求新思想，尋找救國出路，以至在十月革命后，留日學生中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傳播出現了一個新高潮。因而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幾年，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來源依然是日本，主體還是留日學生。馬克思主義繼續由日本傳入中國，并且一度保持著主要傳播途徑的地位。傳播者以李大釗、李達、李漢俊等為主要代表，簡稱“三李”。所謂“三李帶回馬克思”，是國內學術界對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最準確、最形象的概括。“三李”并稱，又各有千秋。李大釗主要宣傳唯物史觀，李漢俊側重經濟學說，李達則以科學社會主義見長。

　　三李(從左至右李大釗、李漢俊、李達），照片為上海檔案館館藏。

　　李達（1890-1966年），湖南零陵人。1918年6月至1920年夏留學日本，閱讀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總覽》，并寄回國內出版。這三本著作基本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對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后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先后發表《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不同的”；“社會主義，是反對個人競爭主義，主張萬人協同主義。社會主義，是反對資本萬能主義，主張勞動萬能主義。社會主義，是反對個人獨占主義，主張社會公有主義。社會主義，是打破經濟的束縛，恢復群眾的自由”；“社會主義確是要改掉十九世紀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對癥的良藥”。李達成為中國又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李漢俊（1890-1927年），湖北潛江人，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受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影響，從最喜歡數學到研究馬克思，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從日本回國后主要從事著述和翻譯工作，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并用以指導解決中國實際問題，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個理論體系，但他側重傳播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提出：“如果沒有經濟學說底參與，就只能得出空洞的觀念，而且不能了解現在的社會，尤其不能了解將來世界底組織。”李達翻譯《唯物史觀》遇到困難，李漢俊熱情相助，為此李達在1921年5月中華書局出版該書的附言中寫道：“上面所說的那些補遺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漢俊的援助。”二李友誼傳為佳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認為“李漢俊是當時中共黨內最有理論修養的同志”。

　　“三李”之中，李大釗地位最為突出。因為李大釗不僅從日本而且從蘇俄傳入了馬克思主義，不僅在中國最早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客觀介紹了蘇俄新政權，而且在中國最早全面系統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還在中國最早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所有這些，不僅表明李大釗已經完成了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全面系統的傳播階段，超越了此前任何政治力量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水平。

　　其實，“三李”不僅傳入和傳播了馬克思主義，而且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袖。隨后，馬克思主義開始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拉開了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一幕。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至此，在近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已從世紀交替之際的涓涓細流匯聚成五四及至建黨前后的狂飆巨浪，從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迅速席卷全國。

　　（作者為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本文編輯：許云倩。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題圖為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