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管道中烏項目布哈拉輸氣處生產技術科科長 陳子鑫
8年前的這會兒，我正糾結：得到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學保送研究生的名額，同時，拿到了中亞天然氣管道公司的錄用通知。
我跟外公和我爸說：“我要回到中石油。”他們異口同聲——反對。
其實，對于他們的反對，我并不驚訝。
外公今年81了。對于他的過去，我只知道個大概：16歲入伍，20歲轉業，成為玉門油田的石油工人。1960年參加大慶會戰；7年后，參加四川石油會戰；然后又回到大慶，成了八三管道建設的一員。
按說以他的年齡和經歷，應該有很多故事。但是很遺憾，外公很少跟我講。
去年，我看了《大慶魂》記錄片后很感動，休假回去問他，被他頂了回來：過去那些事提他干啥？倒是外婆的回憶，彌補了這段空白。
在大慶，外公住的是存放工具的庫房；剛去大慶那會外婆關系沒轉過去，外公一個人掙錢要養活五張嘴。當時家里僅有的白面給了剛出生不久的舅舅，剩下的都是吃苞米茬茬。有段時間外公餓的掉頭發，別人以為他得了麻風病，都躲著他。
我理解，外公反對我加入石油隊伍，是因為留在他記憶里的那段歲月，是艱苦的。
我的父親一名管道無損檢測工程師，常年隨項目在野外工作。因為我和他沒有太多共同經歷，我也不想他，我不知道該想他什么。倒是我爸每次回來，都會讓我靠著墻，用尺子比劃著在墻上畫一條線，旁邊標著高度和日期。這一條條間隔不等的身高線，就是我爸回家的日子。其中間隔最長的，是15厘米，而時間，整整是一年半，那時我爸在蘇丹工作。
1999年1月，春節將近。我爸從蘇丹來信說過年回不來了。公司就組織我和媽媽這樣的家屬拍錄像，帶到蘇丹，年三十兒晚上再播一下，就當拜年了。我爸就這么貼著電視，和錄像里的我和我媽，拍了一張別樣的全家福。
現在我理解，父親反對我加入石油隊伍，是因為留在他記憶里的那段歲月，除了艱苦，還有與親人的離別。他不希望我再重復他們的生活。
但我選擇中石油，是因為回到中石油讓我有歸屬感。
我是在石油大院長大的，雖然我爸不在身邊，但周圍有著一群像我一樣的小伙伴，并不孤單，每年的合唱比賽都要唱《我為祖國獻石油》。大院里鄰里之間也相互照顧，我媽下班晚了，我就在鄰居家玩，有時順帶把飯也蹭了。初三時，我生病，媽媽弄不動我這個大塊頭，情急之下一個電話打到爸爸單位，馬上就有人把我抬到醫院。這份集體的感情至今依然溫暖著我，石油的種子就這樣埋在了我的心底。
對于未來的選擇，我也思考了很久，最終，我決定順從自己的內心，放棄保研，選擇石油。當我把我的決定告訴父親時，我在他的反對聲中，感覺到了他眼神中閃過的一絲欣慰。
就這樣，我來到了中亞，在荒蕪的大地上扎下了根。工作的壓縮機站，地處烏茲別克斯坦無人區，離最近的城市開車要兩個多小時。
八年來，我體驗到了外公不愿講起的艱苦，我經歷了父親經歷的孤獨與寂寞。
漸漸我知道了，為什么抱著電視機照的那張全家福，在父親的心中那么珍貴，因為每一次的團聚都來之不易；漸漸我知道了，為什么每次回家我爸都會帶那么多的土特產，因為“買買買”可以寄托思念；漸漸我知道了，為什么每次回家他總是大口大口吃蔬菜，因為上了“線兒”，新鮮蔬菜是“稀罕物”。
就是在這些“漸漸”中，我讀懂了父親，讀懂了“石油人”。也讓我思考自己的責任和使命。
為什么我們建設大慶要受這些苦，為什么我爸去蘇丹工作一年半回不來？說到底還是我們落后，還是我們底子薄，沒有世界先進大公司的積累。我站在父輩的肩膀上，有了他們的累積，是不是應該做的更多。
首先就是學技術，努力成為一名合格的工程師。作為一名生產人員，只有技術立身，說話才能有底氣，才能讓合作伙伴信服。剛投產那會，我們既是調度，也是工程師，還是翻譯，白天沒時間學習，就利用值夜班的時間學。而且還要帶著問題去學，提前把圖紙、資料看完了，趁著調試的間隙想盡辦法問問題。平時多打個下手，麻利點，和各位老師傅搞好關系，也好多學幾招。
自己學會了之后還要教，因為我會休假，設備不會休假，要培養我們所在國的當地員工，教會了他們，管道安全運行也更有保障。常常可以看到我這樣的二十多歲的年輕員工在帶領和指導四五十歲的當地員工開展工作。而我們培養的當地年輕技術骨干，也成為所在國其他公司爭搶的對象。
有個當地員工叫老卡，是我的忘年交，我就是他嘴里的“別人家的孩子”。老卡總說我是他的小兒子，如果他還有未出嫁的女兒，一定要把女兒嫁給我。
技術上的鉆研和成長，讓我們贏得了烏方同事的信任和尊重，更收獲了理解和友誼。
休假的時候，我跟外公說，您那個時候是人拉肩扛建設大慶，我爸那會兒是翻山越嶺在各地建管道，而我現在是在“一帶一路”上繼續著你們的事業。外公欣慰地笑了。
這就是我們一家三代石油人的故事。外公和父親，把艱苦奮斗、仁忍擔當的家風傳給了我。我想我們中國石油也有一種家風，那就是以苦干實干、三老四嚴為核心的石油精神。也正是因為這種“家風”的傳承，中國石油才能攻堅克難、發展壯大。我和我的同時代人，將繼續把這種“家風”傳承下去，讓石油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